當日上午，42歲的設計師趙輝忙著收拾從哈爾濱發來的行李。她不僅辭掉了哈爾濱的工作，還把11歲的兒子接來上學。作為大水泊鎮初家村的“新村民”，趙輝和把她感召來的“首席專家”李久太一樣，鐵了心在這里安家。

　　地處威海市文登區的大水泊鎮，是一個總人口不足4萬人的膠東小鎮。讓人驚嘆的是，這里建立起“鄉村振興首席專家”制度，匯聚了清華大學建筑學博士李久太、國內知名文化學者張晗東、北京中醫藥大學中醫臨床特聘專家馬新童等16名博士、教授級“首席專家”，更有400多名來自全國各地的專業人才以“新村民”的身份“落戶”村莊。整個過程，從2017年開始到現在，僅僅用了三年多的時間，而真正實現“裂變”式發展，也就是最近這一年。

　　“速度快得有點不敢相信。”大水泊鎮黨委書記滕新強說。

　　7月7日—10日，距離大水泊鎮駐地不遠的威海紫光實驗學校，第一批高三學生迎來了“新高考”。這幾天，校長李凌己和老師們統一穿著大紅色T恤衫，衣服上面的“金榜題名 馬到成功”“答的全會 蒙的全對”16個大字分外突出。“給學生們打氣，不過我對他們也很有信心！”李凌己說。

　　李凌己是北京大學教育學博士，也是最早來到大水泊鎮的“首席專家”。而在此前，他在業內更知名的身份，是北京紫光教育機構董事長。

　　2016年，紫光教育轉型做實體學校。“最主要原因是我從2003年開始去過全國200多所中學，發現基層教育有一些模式不利于孩子成長，于是萌生了自己做一所新式學校的想法，按照國家對創新人才培養的要求辦教育。”在全國選址的過程中，李凌己跑了山東、四川、安徽等多個地方。2016年一個偶然機會，他聽說大水泊鎮原天福山中學校址因為閑置多年要出售，便來此考察。

　　“一見鐘情啊！”被校園建筑風貌和歷史文化積淀深深吸引，李凌己欲將項目落戶于此。

　　喜歡歸喜歡。在此之前，李凌己打趣“自己連雞窩都沒蓋過”，更別說蓋學校了，完全是憑著一腔情懷扎進了大水泊。讓他意外的是，當時剛認識的滕新強對此事的重視程度和理解認識超乎預期，鎮上全力幫忙實現：審批手續繁瑣，就主動查詢政策，全程代辦；師資隊伍薄弱，就積極向上爭取政策支持，提升辦學的影響力；配套設施無法保障，就主動出資加固樓體，完善水電暖……“中間過程其實非常艱難，沒有鎮上的全力推動，根本沒有落地的可能性。”李凌己說。

　　2016年9月簽協議，2017年招入第一批學生，紫光教育前前后后在此投資1.6億元，三年累計招生超千人。

　　如果說，李凌己的到來是“偶然中帶著必然”，那么李久太則是“純屬偶然”。

　　李凌己在改造學校時邀請曾經的清華校友李久太前來幫忙設計、出主意，其間把李久太介紹給了滕新強。

　　李久太事后總結，滕書記是見到人才就“咬”住不放的人。他最大的“魔力”，是抓住別人某種“自我實現”的潛意識和同理心，創造條件幫助別人完成這種“自我實現”，反過來再助力于當地發展，實現共贏。

　　作為國內建筑設計領域的一顆“新星”，出生于1980年的李久太已經斬獲了德國工業設計紅點獎等多個獎項，因為工作性質，他的事業版圖在全國，生活“根據地”則一直在北京。但生在農村的他一直有一個夢想——在鄉村做一個“烏托邦”載體，把“志同道合”“情投意合”的設計師朋友們聚集在一起。他只是無意間提起，滕新強卻記在了心上。

　　“滕書記說這里有地方，我想干事就提供給我。誰知道一星期后再來，他直接把鑰匙給我了。”但李久太不知道的背后故事是，他走后第二天，滕新強拉著李凌己在全鎮跑，最終在一周內選中了三岐山上一處廢棄的廠房。

　　“交給你了你就說了算，愛怎么干就怎么干！”滕新強的話讓李久太有種“被需要、被尊重、被信任”的強烈感受。他賣掉了在北京的別墅，押上這些年創業積累的“奶粉錢”，在2017年和鎮上簽了協議。三年后，曾經的“烏托邦”夢想落地，一座“威海設計谷”拔地而起。李久太又發動人脈，引來45個國內優秀建筑設計機構或個人進駐，形成獨特而富有魅力的“建筑社群”。如今，李久太和設計師朋友們不僅繼續著原來全國的工作，還在當地找到了用武之地，威海設計谷公司現在承接了文登區28個鄉村建設項目。

　　就這樣一帶二、二帶三，“首席專家”迅速聚集。引入一個或幾個重要人才，進而使四方賢才紛至沓來，逐漸形成一個人才群體——人才的“共生效應”在大水泊充分體現。正如滕新強所說，現在已經不需要鎮上去招引“首席專家”，人才之間已經形成了自然的吸引和流動。

　　尋覓人才求賢若渴，發現人才如獲至寶，以才引才擴大人才“朋友圈”，這是大水泊能集聚如此多博士、教授的重要“密碼”。而被聘任為大水泊鎮鄉村振興辦公室主任的“首席專家”李林，還道出了另一層奧妙：與其他地方相比，這個小鎮最看中的不是“稅收指標”，而是“人氣指數”，這一點獲得了專家們的認同。

　　確實，滕新強思考更多的，不是一個人才能創造多少眼前的GDP，而是如何集聚起更多人才，激發鄉村內生動力。“鄉村人才結構太老了，現在留守農村的老人平均年齡65歲，空心化率達到40％。”滕新強說，目前一些基層黨委政府在鄉村振興實踐路徑中，首選項目驅動，其次是產業驅動。他認為，人才切入是很難的，但是有了人才，一切問題便有了解決的可能。

　　他進一步表達了一個觀點：鄉村人才振興是個“慢工細活”，不能用“項目思維”，而是要“涵養生態”。

　　引來人才只是第一步，以人才引領鄉村發展同樣重要。2017年，大水泊鎮將“首席專家”制度化。為讓首席專家真正融入村莊，深度參與每個村的發展，鎮黨委確立了“一村一名首席專家、一村一個發展規劃”的路子。首席專家可以“特邀村委委員”的身份參與結對村莊的村級治理、集體決策，為結對村莊出謀劃策。

　　一年前，一直在高校從事鄉村建設研究的張海英，與朱家嶺結上了“對子”。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帶著一個副教授和兩個研究生在村里開展問卷調查。張海英通過調研發現，朱家嶺村200多戶人家，60歲以上老年人占了八成，無論經濟發展還是文化建設都面臨著諸多困難與挑戰。為了找準方向，她和村民們一起忙活，田間地頭有她，砌墻壘磚也有她。半年的時間，張海英幫著朱家嶺村村民銷售地瓜、引進藤編項目、設計通戶道路、成立遠山泊書院、策劃文化活動，最終確定生產、生活、生命、生存、生態“五生共建”發展思路，讓鄉村走上一條有生命力的發展道路。

　　今年春節張海英回到北京和家人團聚，沒想到卻發生了疫情，她心里十分著急。3月初，得知威海疫情防控形勢逐漸好轉，張海英就與另一位專家驅車近千里回到大水泊。她說：“大水泊有我的事業，朱家嶺的發展需要我。”

　　“張教授作用可大了，她是我們全村人的教授、全村人的老師！”朱家嶺村黨支部書記張學薈對記者說，張教授對她最大的影響是轉變了觀念和認識，讓“生態”意識在心里扎了根。原來她在村口建了一個養豬場，養殖規模大約500頭，一年收入能有20萬元，但造成了環境污染，最后她心一橫，把養豬場給關停了。“現在，我們村黨支部領辦的合作社，和威海一家公司達成了合作意向，種植12畝大棚的羊肚菌。”

　　記者在朱家嶺采訪時，恰巧遇到了從新加坡打工回來的“85后”小夫妻——本村青年王偉和他的海南媳婦何梅柳。兩人的雨鞋上沾滿泥巴，一看就是剛在地里忙完。王偉告訴記者，回國后他一直琢磨著自己創業干點事兒，但是一直在“去海南”還是“留家鄉”之間糾結。“我們很早就在海南買了房子，今年4月份過去把房子裝修好了，其間張書記每天拍視頻，把村子里的變化發給我們看。”王偉笑著說，看到在“大教授”的幫助下，自己的家鄉越來越美，夫妻倆最終決定回到朱家嶺發展。

　　“這不，我們也加入了合作社，包了3個種植大棚，現在正忙著去找人安裝呢！”說完，王偉騎著電動車載著媳婦繼續奔忙起來。

　　“能想象到嗎？這個地方原來是養豬場，現在改造建設成了‘畢克官美術館’。瓦屋莊村也被打造成了‘漫畫村’”。“這里是‘設計村’‘康養村’‘圍棋村’”……7月7日，李林開車拉著記者在大水泊鎮各個村里轉悠，既是介紹情況，也是查看進度。“最近一直撲在各個村里，疫情影響了建設進度，正盡快往前趕。”

　　在首席專家結對村莊發展的過程中，大水泊鎮黨委按照專業對口、用其所長的原則，安排專家指導各村對歷史、自然、文化等特色空間資源進行挖掘、歸類、整理，專家根據各村特色和自身資源優勢，打造出各具風采的“文化名片”。在首席專家引領下，大水泊鎮已初步形成20個特色村。

　　光有名片不行，關鍵還是要有人氣。大水泊鎮發起了“新村民”計劃。以首席專家為媒“以才引才”，通過流轉村民閑置房屋的形式，吸引“新村民”進駐。“村里統一流轉房屋，首席專家和村里簽租賃合同。一套四間屋的老舊房子，一次性簽約，就可以享受房屋20年的使用權。前提是專業人才必須按照特色村統一風格，對房屋進行裝修改建。”最早發起者李久太告訴記者，他所在的“設計村”初家村，共流轉了房屋33套，沒想到一面向設計師朋友們推出，就供不應求。

　　“之所以由首席專家統一運營，主要考慮是營造一個‘社群空間’。我們是有篩選的，并不是隨隨便便有個人花幾十萬裝修就能來，必須是跟設計行業有關的專業人才，而且對其道德品質有要求，不能破壞民風和諧。”李久太告訴記者，前段時間他們就因此拒絕了一人。

　　“起初是沖著久太博士和租金便宜的房子來看看，沒想到深深地喜歡上了這里，被朋友們給‘拴’住了。”趙輝不好意思地笑起來。趙輝是哈爾濱一名環藝設計師，這段時間她一直住在村里盯著房屋改造工程。時不時地，她在村里的臨時住處就會多出一些村民送的土豆、花生。“身邊全是設計師和首席專家，村民又這么善良，這個地方太好了！”

　　最近李久太把妻子和兩個女兒從北京接了過來。趙輝也專程回了一趟哈爾濱，辭掉那邊的工作，辦好孩子的轉學手續，一家人扎根在大水泊。

　　截至目前，像趙輝一樣的“新村民”，在大水泊已有400多人。在“花海村”河東喬家村，臺灣朝陽科技大學教授陳茂祥和村干部一起，流轉200畝土地打造“花海”景觀；在“舞蹈文化村”山后孫家村，中道禪舞傳人張麗曼公益直播三個月，拉來了北京、深圳、重慶的舞者和3000萬元的投資，一期已經租賃房屋27套，簽約入住27人……

　　“新村民”的到來，讓初家村黨支部書記王汶旭感受到了實實在在的變化。去年僅流轉房屋一項，鄉親們就收入20萬元。根據約定，每位“新村民”在村里合作社消費每年不能少于5000元，合作社收入這一塊又是四五萬元。李久太發起成立“初心公社”，根據初家村種植紅薯的傳統，成立“薯國演義”有限公司，采用基地直供的形式，直接將產品銷往一線城市，帶動村集體增收和村民致富。王汶旭感慨地說：“他們不僅給村里設計了圖書室、石板路，還幫助鄉親們打開了農產品銷路，更讓我們打開了視野。”

　　改變的不只是基層干部，“新村民”的到來，也深深改變著“原村民”的生活方式。離鎮政府幾十米遠的大水泊鄉村振興學院里，疫情發生之前，每逢授課日村民都會三五成群來這里學習：“學院每個月都開設10余節鄉村振興課，烘焙、手工藝品制作、西洋參標準化種植都能學。”村民們現在都盼著課程能恢復。

　　高考結束，李凌己案頭上，又多了一份在后村流轉土地試驗“高附加值中草藥、藥用蔬菜”種植計劃。大水泊的故事，精彩正在繼續。

　　一位陪同采訪的文登區人社局干部說，最初大水泊搞首席專家制度，大家心里其實打了個問號，這事兒能成嗎？事實證明，這事兒不僅成了，而且干得挺漂亮。

　　客觀地講，大水泊能吸引來如此多高層次的人才，有其天然優勢：地處北緯36°，自然環境“自帶流量”；背靠飛機場、高鐵站，交通十分便利，從北京到大水泊只需一個小時，高峰期一天能有五班飛機……拋開這些，大水泊畢竟是一個膠東小鎮，對這些一直工作生活在城市的專家而言，環境和平臺根本不在一個層面。但是，為何大水泊把“不可能”變成了“可能”呢？

　　“逆城市化”是不容小覷的因素。滕新強總結分析了大水泊鎮“首席專家”和“新村民”的三個特點：平均年齡35—50歲、知識精英、有鄉土情懷。李林也和記者說過一句話：每一位中國讀書人的內心深處，都潛伏著一種“陶淵明情結”。鄉村可能即將成為城市人的“奢侈品”——與其相忘于江湖、不如相聚于鄉土。

　　這也是一個引人深思的問題。未來的鄉村，回流的將會是什么樣的人？當高層次知識精英有回流跡象，如何“抓得住”并且“接得住”？探究大水泊的“樣本意義”正在于此。

　　大水泊的引才探索，充分踐行了什么是把人才視為“座上賓”。李凌己說，每位首席專家的生日，滕新強都記得；記者問李林，“您和滕書記是不是經常交流？”他說：“豈止是交流，我們是工作生活在一起”；李久太小女兒前幾天不慎摔到頭部，區里鎮里第一時間協調就醫，那一刻妻子真正理解了他的選擇……是不是尊重人才，人才是有感知的，真誠的力量是巨大的。大水泊的做法就是把溫暖和感動做到極致。

　　找準人才自我價值實現和鄉村振興的結合點，是首席專家制度給我們的另一個啟示。采訪之初，滕新強就坦言：這些專家最初不是專門帶著振興鄉村的使命而來的，但是大水泊鎮把每個人的鄉土情懷和自我實現嵌入到了鄉村振興大潮中，大家互相成就。李久太就由衷地說：“如果一個人的愿望是自我價值實現的話，那么舞臺最重要。舞臺也不是好舞臺最重要，而是自己的舞臺最重要。大水泊就為我們提供了‘自己的舞臺’。”

　　鄉村人才振興，鄉鎮這一級其實十分關鍵，也大有可為。李凌己認為，大水泊鎮首席專家制度已經進入自我復制自我發展階段，現在勢能已經起來，形成氣候只是時間問題。而當首席專家們的能量逐漸釋放，很多問題還需要在鄉鎮層面以上統籌解決。目前，從文登區到威海市，都在大力鞏固提升首席專家制度創新成效。7月10日，威海市召開鄉村振興首席專家制度改革創新現場推廣會，在全市范圍內推廣這一制度，并圍繞人才引進、評聘、激勵等方面加強體制機制創新，消除人才向農村流動的各種障礙，打造鄉村振興“頭雁矩陣”。文登區則出臺了鄉村振興首席專家制度管理暫行辦法，從專家資格條件、選任程序、政策待遇和考核管理等方面入手，構建起集“引”“用”“管”“服”于一體的鄉村人才政策體系，通過精準定位、廣招英才、全方位服務，切實把“梧桐樹”栽好，把“金鳳凰”留住。

　　期待未來的大水泊，人才動能更強勁。（來源：大眾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