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39年開始，膠東區黨委就決定，煙臺、青島、東北、膠濟路及濰坊等地為區黨委在敵占區建黨的重點地區，但當時沒有設立機構，由組織部代理部長劉坦（萊陽人，1932年入黨后，長期做黨務領導工作，1979年3月在北京逝世）直接領導。
　　1941年6月，根據中央和山東分局的指示，區黨委在組織部設立了“敵占區工作科”，地委、縣委也相應建立了專門機構。但地、縣兩級的工作主要是在廣大的農村敵占區（當然也不妨礙向大城市開展工作），大城市黨的工作，主要由區黨委的“敵占區工作科”負責管理。
　　1942年上半年，膠東區黨委根據山東分局關于開展大城市建黨活動的有關指示，將“敵占區工作科”改名為“城市工作科”（各地委都改了，縣一級沒有改），并充實了人員，進一步明確了任務。
　　我是1940年9月，由原東海地委調到區黨委工作的。當時任區黨委巡視團團長。1941年春，我在南海地委檢查工作約兩個月。臨去南海地委以前，劉坦對我說，1940年，經王云九推薦，區黨委把五支隊六十五團的曲華（原名李繼仁，青島市人）調出來，派進青島。當時沒有給他建立機構的任務，只是單線領導，也未任命他什么職務。1941年三四月間，曲華回區黨委匯報工作，說發展了一批黨員，由于他缺乏秘密工作的經驗，橫的關系發生過多，保密也注意得不夠，很使人擔心，因而向區黨委請示，又把萊陽縣委書記謝明欽派往青島，整頓組織，成立市委，由謝明欽任書記。劉坦還說，謝明欽已去南海地委了，你去南海地委后，可能見著他，請南海地委協助其去青島。我遵照辦理了此事。
　　1941年6月上旬，我從南海地委回膠東區黨委后，劉坦對我說，為了開展敵占區工作，區黨委決定成立敵占區工作科，你任科長（以后改為城市工作科，也是我任科長）。1941年10月間，謝明欽回到區黨委，向劉坦匯報工作。我是敵工科長，也一起聽了匯報。謝明欽匯報的主要問題是：（一）曲華在青島的工人、學生和知識分子中都發展了黨員，工作有了進展（當時他提到了幾個人名，我記得有楊真、張遼等）；（二）談了曲華的工作方法很危險，黨員相互之間都認識，橫的關系太多，不注意保密；（三）他發展的幾個同志有培養前途。一個是楊真（原名劉文卿），一個是張遼（原名韓大珉）。此外，謝明欽還說，曲華發展的這些黨員，應逐步切斷橫的關系，不要經常在一起活動。劉坦聽完匯報后說，你就改個名字吧，謝明欽同意說，就叫李子斌。
　　隨后，劉坦向區黨委書記林浩做了匯報。林浩說，總共那么幾個黨員，搞什么市委，那么大個架子，叫工委吧！由謝明欽任書記，其余的委員由他在當地吸收。林浩接著強調中央“十六字方針”（隱蔽精干，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一定要貫徹，現在不要急于發展黨員，要先找到公開職業，要在社會上廣泛地交朋友，并利用合法身份、合法的社會團體開展工作，這樣才能隱蔽得住。我們講隱蔽，不是在哪一個同志的家里躲起來，不見風雨、不見陽光，這不行，這樣隱蔽不住，必須隱蔽在群眾里面。要告訴老謝，一定要這么辦！中央指示的這“十六字方針”很正確，不要用根據地的那一套工作方法。
　　第二天，劉坦在區黨委組織部他的房間里，向謝明欽傳達了中央的指示和林浩的意見。定下青島成立工委，由謝明欽任書記；還定下曲華、楊真也可以參加工委工作，曲華任組織委員，楊真任宣傳委員。同時，又囑咐謝明欽：以后發展的黨員，不要和以前發展的黨員發生橫的關系。不久，謝明欽帶著區黨委的指示和決定回青島了。
　　1942年5月份，楊真來到區黨委，向組織部報告了謝明欽被捕的情況。同時，她還說，一起來的還有曲華。出發前，他們一起商量走的路線，楊真堅持走西路，經平度（那里有我們的聯絡站、交通站），曲華堅持走東路，經嶗山。結果，意見不一致，各人走各人的，所以楊真先到了，曲華未到（后來得知，曲華在嶗山遇到敵人的討伐隊，被捕了）。接著，楊真匯報了謝明欽的被捕經過。1942年1月4日晚上，謝明欽住在楊真家里，第二天轉到鹽灘后，被特務發現，逮捕了。謝明欽被捕后，楊真通過各種關系到監獄了解情況，得知謝明欽一直咬定是來青做買賣的，敵人也沒抓到別的證據，動了些刑事，審訊了三五次，判了5年徒刑，再沒審訊他。楊真還說，去年謝明欽回青后，根據中央指示和區黨委的意見，工作方法轉變了——傳達貫徹了中央的“十六字方針”，利用社會關系，廣泛開展交朋友活動，不急于發展黨員，不輕易寫標語，更不搞飛行集會，叫敵人不知道青島還有共產黨。在學校里則利用公開的學生會，打進去，掌握領導權，發動學生和敵人作斗爭。
　　當時，青島市內凡是已暴露身份的人，都分批分期地調出來，送到區黨委黨校學習。除學習中央有關指示和根據地的一般常識外，還定期由組織部講敵占區工作方針、政策，以及工作方式和方法，進行紀律教育和氣節教育，組織他們總結正反面經驗。我現在記起的，當時陸續由青島來區黨委學習的有武光、楊真、張遼、李繼偉、宋海、聶希文、莫易、李敏、梅山、于山（即竇郁山）、左毅、尹華、薛隱、劉琪，可能還有其他同志，記不清了。以后，除李繼偉留在黨校教育科工作外，其他同志陸續派回青島，開展工作。
　　謝明欽被捕后，青島工委改為“特支”。特支書記是楊真，張遼、莫易為委員。莫易分管工人方面的工作，張遼負責學生、青年工作。就3個人，短小精悍，一直保持到1943年。
　　1943年春節后，分局派李林來膠東區黨委檢查工作，同時來的還有分局社會部長劉居英。不幾天，分局召開擴大會議，總結山東4年來的工作。林浩去分局開會，分局指示由李林代理區黨委書記。有一次，我們討論青島的工作，決定將青島特支再一分為三，按職業分為3個獨立的支部：一個由楊真負責，分管婦女工作；一個由莫易負責，分管工人工作；一個由張遼負責，分管青年工作。當時認為，這樣雖然領導起來頭緒多，但工作的獨立性大，保密性強，在敵占區城市開展工作方便。雖然組織上獨立，但工作方針、活動方式、工作方法都是一致的。
　　謝明欽的被捕，我們在很長一段時間里不知道。1942年春天，劉坦找我商量決定，再向青島派一名干部。隨后便把李晨調來，派往青島。李晨會做鞋，有這個手藝很容易掩護。我們布置讓李晨和其愛人秦光一起去，開個“夫妻店”，不和謝明欽發生關系，單線和區黨委聯系。我們找來南海地委書記劉宿賢（1978年于武漢大學逝世）交代了此事，讓他通過關系派進去。大約是5月份，劉宿賢來區黨委組織部匯報，說李晨被捕犧牲了，秦光跑了出來。據秦光說，李晨在根據地拉隊伍，進行抗日救國活動，經常參加群眾集會并講話，很多人都認識他。萊陽的一個壞蛋跑到了青島，在馬路上認出了他，向敵人告密，將他逮捕，讓狼狗活活地給撕了。劉坦聽完后，很難過地對我說：“李晨犧牲得真慘啊！”當即撥了錢作撫恤金，讓劉宿賢回南海地委安排秦光的生活和工作。 　　1944年秋后，根據中央“關于各區黨委都要建立城市工作部，以加強敵占大城市的工作，準備反攻”的指示，膠東區黨委向山東分局提議，將在分局學校學習的于克調回（此時我也在山東分局學校學習）任區黨委城工部長。經山東分局同意后，于克回到區黨委，即在組織部城工科的基礎上，擴大成立了“城市工作部”，工作的重點放在東北的各大城市。接著（1944年冬或1945年初），區黨委又成立了設在根據地的專門管理青島市的地下工作機構——青島市工作委員會，任命叢烈光為工委書記，耿橋為組織部長。 　　日本投降前后，我正在分局黨校工作，任膠東大隊支部書記。8月9日以后的一兩天，黨校總支開會（每一大隊的支部書記都是總支委員），那天我去的早，一進門，李培南（黨校副校長兼總支書記）的愛人戴鵬就大聲喊，告訴你一個好消息，蘇聯紅軍一出兵東北，日本就快投降了，中央電告全國各級領導機關，準備迎接新的形勢。這次會議主要討論、研究加快黨校各大隊的收尾工作，干部回原單位，準備接受新任務。
　　8月15日左右，黨校總支又開會，傳達分局的正式決定：黨校解散，學員回原單位，準備迎接日本投降的工作；各大隊的主要軍事干部要提前回到各軍區。
　　20號左右，分局組織部長李林把我找去說：“許世友、曹漫之帶著一批軍事干部已從山東軍區回膠東了，膠東大隊由你帶回去。”他還說：“青島市的班子已經定了，林一山任書記兼市長，你任副書記兼組織部長，史甄任市政府秘書長，宋子成任市政府公安局長，王建功任青島市總工會主席；分局機關已準備了一批干部，你回膠東讓區黨委再配上一部分。現在，膠東的部隊正在即墨一帶包圍著青島，市內的黨員，已在準備搞里應外合。”
　　20號后，我們步行從莒南縣向膠東出發，到9月上旬，就到了離萊陽城3至5里的一個小村莊。當時軍區駐在萊陽城里，我們先讓大隊長徐子明進城聯系，第二天上午，我們即進了萊陽城。軍區副司令員袁仲賢在城南門里的一間房子里接見了我們，表示對學習勝利歸來的祝賀，并開了歡迎會，舉行了簡單的會餐。會上，袁仲賢說，中央來電報指示，中央的方針是：占領小縣城和農村中的大集鎮，以便將農村根據地連成一片；中等以上的城市暫不以兵力解放。現在，我軍正在對青島市進行包圍，完成掃清外圍據點的任務。會后，同志們都回單位了。我先回到組織部，把干部關系交待給組織部長趙明新（1944年秋從延安直接派來的）后，便去見林浩，他對我具體講了方針問題。他說，分局指示，即使不進青島市，3個牌子也要保留，以便今后和敵人進行斗爭。這3個牌子，一個是“青島市政府”，一個是“青島市公安局”，一個是“青島市總工會”。對青島的工作要做長期打算，主要是做地下的秘密工作。在郊區準備擴大武工隊，派胡巖任副政委。在嶗山已建立了政權，配備了區長和區委書記。后來他又告訴我，分局又來了電報，調林一山去東北，快走了。
　　我到組織部后，趙明新告訴我，準備接收青島，搞里應外合，已派李研吾去青島了，等他回來后再決定下一步工作。不久，李研吾從青島回來了，他說：“青島的里應外合工作組織得比較周密，如果我們的隊伍進攻青島，成功的希望很大。有一點不足，就是沒有做兩手準備。要解放青島了，黨員和群眾都很高興，所以不注意隱蔽了，暴露了不少。為了保存力量，我將這些同志都撤出來了，現在到了靈山，不幾天就到了。”
　　兩三天后，從青島撤出來的黨員到了萊陽城，我記得有莫易、張遼、李敏、梅山、竇郁山（化名于山）、左毅等10多人。組織部長趙明新和李研吾同我一起商量，搞了一個學習班，由李研吾、方菊珍（城工科干事，李研吾的愛人）主持。我因組織部有別的工作，沒有全部參加。這個學習班的中心任務就是總結里應外合的經驗教訓，同志們都結合具體工作進行了檢查總結。我們認為，在敵占區工作的同志，盼望早點解放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工作中的失誤，不能責怪他們。由于沒有做暫不解放中等以上城市的思想準備（也不可能做這種準備），因而在工作部署上，也就不大注意秘密工作的方式方法了，暴露了一些黨員的身份。這是在工作順利時，沒有想到還有困難的一面的經驗教訓。
　　在此前后，謝明欽從青島監獄釋放出來（日本投降時，釋放了在押的犯人），來到區黨委組織部，向趙明新和我匯報了他被捕和被審訊時的情況，說的和楊真在1942年匯報的情況是一致的。趙明新鑒于他坐了幾年牢，身體虛弱，決定讓他去醫院休養。 　　1945年9月下旬，林浩召集我和宋子成、叢烈光開了一個小會。他著重講了蔣介石要撕毀停戰協定，把偽軍改編為中央軍，準備進攻解放區等形勢；講了青島市的工作方針仍以秘密工作為重點；并宣布，調叢烈光回區黨委重新分配工作，將青島工委改為市委，王臺任市委書記。
　　我臨行時，林浩又對我說，你走時帶著膠東軍區政治部的介紹信，任命你兼武工大隊的政委，胡巖為副政委，鄒德普任大隊長。還說，停止向青島進軍后，本來不打算派你去了，宋子成完全可以干下去，可他一再要求你去，去就去吧！今后青島工作由山東分局領導，膠東區黨委只負責三件事，一是管你們吃、穿和花錢；二是為你們提供所需干部；三是區黨委召開的重要會議，通知你們參加。
　　10月中旬以后，我到達當時青島工委的駐地——孫家溝，見到叢烈光，交接了工作。以后，宋子成和我一起到了嶗山郊區，見到了市委機關的衣吉民，行政辦事處的李蕓生、高子明，武工大隊的鄒德普、胡巖。還見到了3個行政區的負責同志，即夏莊區委書記梁玉華、區長劉維臣，流亭區委書記宋達、區長王嵐，王哥莊區委書記徐謙、區長張蓬山，均分別聽取了匯報。
　　1945年12月，分局城工部副部長王見欣來到孫家溝，帶來了華東局的書面指示。我記得內容有3條：第一，停止向青島進軍后，重新組織青島市委，由王臺任代書記，史甄、宋子成任副書記，王建功、劉特夫為委員；第二，市委組成后，由原山東分局直接領導改為歸膠東區黨委領導；第三，市內工作，仍是“隱蔽精干、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的“十六字方針”；郊區工作，要發動群眾，開展反霸肅奸斗爭。市委根據分局的指示精神，召開了一次小型會議。當時史甄、劉特夫等還在海西，未參加會議，參加會議的人有我和宋子成、王建功、王見欣等4位同志。會上，著重研究了如何貫徹分局指示，開展今后工作的問題。
　　就在這個時候，張遼來了，匯報了青島學生自發組織反“甄審”的斗爭情況。當時，國民黨市政府強迫學生、教員登記，交待誰上過漢奸學、教過漢奸課，然后給戴上偽學生、偽教員的帽子。全體學生和部分教師拒絕登記，向國民黨政府開展了斗爭。市委聽到了匯報后，經討論認為，這是發動群眾開展斗爭、打破對國民黨存在幻想的好時機。在學生的自發斗爭中，一定要取得黨的領導權，市內在學生中建立的支部，一定要直接領導這一斗爭。當時提出的具體意見是：第一，要擴大革命陣營，廣泛地動員和吸收教師參加斗爭，擴大“學生聯誼會”為“教師學生聯誼會”。第二，進一步爭取全市各界、各階層的支持和同情。首先要發動工人支持學生運動，要在運動中發展壯大革命知識分子隊伍，要聯合一切反“甄審”的力量，大造輿論和聲勢。當時，市委分工宋子成具體負責這項工作，他擬定了幾個標語口號，由張遼帶了回去。
　　我記得，在“費筱芝事件”發生以后，張遼又來市委匯報，他說，文德女中教師費筱芝被無辜槍殺后，群眾的斗爭情緒高漲。運動在發展中，但學生內部的國民黨分子起哄、叫嚷，“只參加反對‘甄審’斗爭，不要共產黨、八路軍領導搞政治運動”“不上共產黨宣傳的當” 分裂學生內部的團結，破壞運動的發展。市委決定，把敵人非法打死費筱芝作為我們開展斗爭的一個策略手段，利用這一事件，將運動推向高潮。在運動中要把握主動權，注意策略，適可而止，不把時間拖得太長，不搞疲勞戰。可以開追悼會，利用這一事件教育群眾，團結群眾，最后迫使國民黨市政府取消“甄審”命令。
　　在運動期間，市內學生中間的黨支部，推動師生聯誼會，發表了《告青島市民書》《告全國學生書》。《大眾報》（膠東區黨委的黨報）也發表了揭露國民黨罪行、支援學生運動的消息；市委機關也在駐地舉行了支持學生反“甄審”運動的游行示威。
　　在廣大師生游行示威時，交通公司、電業局、四方機廠、頤中煙草公司等單位的廣大工人，也紛紛走上街頭，參加了學生的游行隊伍。在運動中，國民黨幾次施展陰謀，進行分化瓦解，但均未得逞。最后，李先良終于懾于群眾的威勢，被迫停止了青島的“甄審”，我們取得了斗爭的勝利。運動中涌現出了不少積極分子，擴大了革命隊伍。支部和其所屬黨員也得到了鍛煉，發揮了戰斗堡壘和模范作用。 　　1946年初，我和武工隊大隊長鄒德普一起，參加了區黨委召開的地、縣兩級書記、專員（縣長）會議，學習了中央關于在新解放地區普遍發動群眾、開展訴苦反霸斗爭的指示。會議結束返回后，我們在市委擴大會上，傳達了中央的指示和會議精神。當時，我們商定，宋子成去華東局匯報工作，王建功和我帶領市委的全體人員到嶗山貫徹中央的指示精神。
　　到達嶗山后，我們立即進行了部署，發動群眾開展了訴苦反霸斗爭。2月中旬，開了兩天群眾斗爭惡霸李代華的大會，迫使他低頭認罪，分了他霸占的一部分田地和財物。事后，又召開了9個村的聯合大會，斗爭了偽連長、偽保長等數人。我們在郊區進行肅清漢奸、反霸訴苦的斗爭，對青島市內群眾的政治影響也很大。因為郊區農民中有許多親屬在市內做工，郊區革命斗爭的情況，很快就傳給了他們。所以市內的工人也積極擁護共產黨、八路軍、人民政府，提高了市內群眾的覺悟和斗爭熱情，推動了市內各項工作的開展。
　　從這次斗爭中，我們得到了一個很好的經驗，就是郊區（農村）工作和城市工作相配合，秘密工作和公開工作相配合，這是提高群眾覺悟，發動群眾進行斗爭的有效方法。例如，國民黨占領青島市后，工人普遍失業，沒有飯吃，我們便把組織工人反失業、反饑餓作為反對國民黨統治的中心工作。國民黨不給飯吃，我們就想方設法讓工人吃上飯。我們的辦法有兩個，一是發救濟糧，當時膠東總工會向行署要的救濟糧約數千斤；二是組織失業工人，辦小工廠，我們撥給資金。這樣，我們在市內工人群眾中影響越來越大，發展了一大批積極分子，建立了許多零散的獨立的秘密工會組織，壯大了革命的力量。 　　1946年二三月份，我去膠東區黨委匯報工作。當時金明（副書記）正在召開縣委書記會議，研究部署中央關于同國民黨談判、爭取和平的指示。他對我說了兩點：第一，通過和國民黨談判，爭取青島和平解放。現在中央已決定由黎玉任市長。第二，要準備干部，把基層干部配備起來。最后，他還提醒我，因為蔣介石沒有和談的誠意，所以思想上要做兩手準備，要積極練兵。第二天，林浩又對我說，中央在發表關于和平談判的指示的同時，又連續發了3個加強練兵的指示，這就是說，打仗的因素還存在，不要存在和平的幻想。
　　1946年1月13日，雖然我黨中央和蔣介石簽訂了“停戰協定”，但墨跡未干，蔣介石就把它撕毀了，一方面局部向解放區進攻，另一方面在美帝國主義援助下積極運兵，準備全面發動內戰。孫家溝會議就是在這樣的歷史形勢下舉行的。
　　3月25日左右，華東局城工部副部長王堯山和史甄、劉特夫兩同志一起到嶗山傅家埠村，并帶來了一架電臺和幾名干部。宋子成也一起回來了。25日以后，在王堯山的指導下，在傅家埠召開了市委全體會議。參加會議的有宋子成、王建功、史甄、劉特夫和我。第二天拂曉，國民黨進攻，我武工部隊奮起迎擊，在白沙河以北打了起來。為此，市委決定向北轉移，當天到了孫家溝，在那里繼續舉行會議。這次會議主要解決了以下幾個問題：
　　第一，會議回顧了前一段的工作，認為自中央決定暫停解放青島后，市委沒有立即集中起來，利用有利時機，進一步開展各方面的工作。
　　第二，分析了形勢，明確了方針。關于形勢，會議一致認為，和平沒有多大希望，只能說是爭取和平。蔣介石積極備戰，打，是不可避免的。關于方針問題，進一步肯定了今后黨的工作仍以秘密工作為主，堅持“隱蔽精干，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的“十六字方針”。同時，還研究討論了市委撤退以后的工作部署，決定組成在市委領導下的嶗山工委，由胡巖任書記，衣吉民、高子明任委員。3個人在武工隊的掩護下，留在嶗山地區繼續工作。嶗山3個區也要建立秘密工作。
　　第三，研究了青島市內黨組織的建立問題。為了統一行動，和國民黨進行斗爭，市內的黨組織，不管是海西的，還是膠東的，要統一起來，建立支部和區委，以便統一部署工作，統一指揮，與敵人斗爭。工人斗爭、學生斗爭，都要以合法斗爭為主，廣泛開展反饑餓、反內戰的宣傳和斗爭。
　　第四，會議還研究了關于加強情報工作和保衛工作的問題。蔣介石要發動全面內戰，對敵占城市的反動統治勢必更嚴，在此形勢下，加強情報、保衛工作尤其重要。要千方百計搞到敵人的情報，要搞好除奸工作，保衛黨組織，保衛每一名黨員和積極分子的生命安全。在此以前，就派遣了若干不同身份的人員進入市內，開展工作。以后，這項工作還要繼續加強。我記得有一次，我們派去的人員，摸清了敵人偽造我們解放區貨幣“北海票子”的機關，就把它砸了，干得很漂亮。
　　總之，孫家溝會議很重要，會議前后開了七八天，因為“四·八”烈士遇難，表示致哀，中間休會一天。

　　會后，王堯山提出，工作方針已定了，既然市委又屬于膠東區黨委領導了，應該將會議精神向區黨委匯報，聽取區黨委的意見。第二天，他就去萊陽，見到了林浩，把情況匯報了。林浩說，別的沒有什么意見，只有一條，就是市內的黨員都統一起來，按照地域、工作單位組成支部、區委。這樣，以前互不認識的，這回全認識了，一旦一個黨員被捕，氣節不好，其他黨員就有危險，黨的組織就可能遭受破壞。因此，今后市外的領導機構可以統一，但市內各點、線不能搞統一。他還說，今后還是在市委領導下膠東管膠東的，海西管海西的，兩下分開，各搞各的，這樣還比較安全些。王堯山又返回來，向我們傳達了，并表示同意林浩的意見，說，今后市委在方針上可以統一，也可定期開會，市內的黨組織還是分開，不搞統一組織。這時，史甄、劉特夫等已回海西了，王堯山表示回華東局路過海西時，把此指示向他們兩位同志做傳達。
　　此后，青島市的領導機構，名義上是一個，實際上仍是兩個。一是市委，主要有我、宋子成、王建功3人；一是青島工委，主要有史甄、劉特夫等。由于戰爭形勢緊張，交通阻塞，后來市委沒有再開會。
　　孫家溝會議是在華東局城工部副部長王堯山的指導下召開的。會議總結了過去的工作，認清了形勢，明確了今后的方針、任務，是我管理青島市工作以來，第一次召開的專門討論青島市工作的市委全體會議。
　　1946年6月，蔣介石全面進攻解放區。我們在嶗山的機構全部撤退。嶗山3個區的機關工作人員，還有許多黨員和群眾中的積極分子都撤出去了，我們市委也從孫家溝撤到當時的五龍縣最南面的一個村莊——馬家泊子。
　　當時，膠東區黨委召開了地委書記、專員、縣委書記、縣長會議，傳達了中央的《五四指示》，即土改指示。我參加了這次會議。散會后，我臨返回青島市委時，林浩對我說，全面內戰已經爆發了，你們青島市委一定要精干，有些工作可交南海負責，如武工隊可交南海軍分區領導，小工廠可交給南海行署管理，一句話，要盡量縮小機構。我回到市委，向宋子成、王建功、胡巖等傳達了會議精神和林浩的指示；商量了機構縮小和武工隊、小工廠劃歸南海的問題；還商量了撤退市委機關中的一些干部和在反奸反霸運動中的積極分子問題。并決定將公安局縮編為社會組，市委一些部門，如組織部、宣傳部，和市工會合編為民運工作組。后來，撤出的干部和群眾200余人，已轉請區黨委分別安置在萊陽、海陽各縣和青島。市內來往的秘密交通線就不走嶗山線了，而是仍經南海地委布置的聯絡交通站。
　　10月份，市委機關緊縮后，區黨委決定：調我回區黨委分配工作——重新組成市委，由宋子成任書記，衣吉民、王建功為委員；撤銷原嶗山工委，嶗山的工作由南海地委領導，繼續在嶗山地區開展敵后工作。 　　在我管理和主持青島工作的幾年中，有些什么經驗教訓值得注意呢？現在我試圖探討如下幾個問題：
　　（一）青島是帝國主義長期統治的戰略要地之一，又是山東的重要工業城市，產業工人比較集中，他們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壓迫剝削最重，因而階級覺悟、民族覺悟也較高。自1923年，由革命老前輩王盡美、鄧恩銘在這里播撒革命火種，建立黨組織以來，青島黨的組織幾經破壞，幾經恢復和發展，走過了艱難曲折的道路。
　　1937年“七七事變”后，青島黨的組織根據中央“關于敵后各級黨的組織，都要發動武裝抗日”的指示，組織了嶗山游擊隊，分別奔赴諸城和高密。此時，原青島市委已撤銷。原膠東區黨委鑒于這種情況，不失時機地在抗日戰爭初期，就根據中央的指示向青島派遣干部，建立黨的組織，是很及時的、正確的，也是必要的。
　　當時，膠東區黨委針對青島的特點，確定在建黨工作上首先而且必須在工人階級中打下黨的基礎，同時，也不放棄在青年學生中發展黨員。所以在1940年初，派遣曲華打入青島，一年多的時間，在工人、學生中各發展了一批黨員，后經謝明欽進行初步整頓，開始奠定了以后黨發展的基礎。黨員人數雖不多，但起著星火燎原的作用。
　　在1937年前后，國內階級形勢起了變化，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階級矛盾降為次要矛盾。根據這一形勢，膠東區黨委指示，要進一步提高工人階級的民族覺悟，把斗爭的主要鋒芒指向帝國主義。同時，也要看到階級矛盾，以提高他們的階級覺悟，這樣就使工人、學生明確了斗爭目標：反帝反封建。他們深切感到在實際生活中所遭受的苦難都是來自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壓迫和剝削，因而很容易接受黨的教育。
　　（二）在敵人占領的城市中，敵人的力量占優勢，我們黨的力量則處于劣勢。在這種情況下如何建黨？如何活動和發展？如何領導群眾進行斗爭？在這些根本問題上黨的方針正確與否，是關系到黨在敵占城市生死存亡的關鍵。中央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期間，總結了王明“左”傾路線統治時期，在白區黨幾乎損失了百分之百的血的教訓，肯定了“隱蔽精干，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為開展敵占城市工作的方針。在活動方式上，采用合法與非法斗爭相結合的原則，力戒一切“左”的行動。實踐證明，中央的這一方針是完全正確的。
　　在白區工作上，膠東區黨委堅決貫徹執行了中央的這一方針和指示，除向膠東各級黨的組織、城市工作者及敵占城市的黨員普遍傳達、進行教育外，并經常檢查執行情況，解決執行中的問題。如果說我在黨組織領導下管理主持青島工作的幾年中有一定成績的話，首先應當歸功于中央制定的正確方針。從幾年的工作實踐里使我深刻體會到，在工作中，只有堅決貫徹執行黨的正確方針，才不至于迷失方向而犯錯誤，使工作遭受損失。我也聯想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要求我們糾正各種“左”的傾向，這是在思想戰線上的撥亂反正，是非常重要的。不這樣，就不能保證“四化”建設的順利進行。
　　（三）向敵占區派遣干部作為地下秘密工作的領導或骨干是必要的，但在選擇干部時，要作慎重周密的考慮，要想到他們進入敵占城市后，能否取得合法身份及社會職業，能否站得住并長期待下去。在根據地工作時，是否公開接近各階層的群眾，是否都認識他。這些都是我們從謝明欽被捕、李晨犧牲等血的教訓中總結出來的，即選擇秘密工作干部的條件。謝明欽來青島既無合法身份，也無社會職業，東藏西躲，最后在鹽灘開會，研究開設豆腐坊時被捕。在1941年10月間回膠東區黨委時，已說過楊真、張遼等有培養前途，當時完全可以考慮把謝明欽和曲華調回，放手讓土生土長的黨員同志工作，使其鍛煉提高，擔負一定的領導職務。可惜沒有這樣做，終致謝明欽被捕。李晨則是因為在根據地時，認識他的人太多，打入青島后被壞人告密而慘遭殺害。這是一個沉痛的教訓，至今回想起來仍然令人痛心。
　　（四）1946年春，在市郊發動農民開展肅奸反霸訴苦斗爭，雖然時間不長我們就撤退了，但這一斗爭促進了農村工作同城市工作的結合，既提高了農民的覺悟，又使工人受到了教育，從而擴大了革命力量，擴大了黨的影響，為后來工作的開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礎。
　　（五）在敵占城市里開展工作，不能孤立地進行黨的建設和群眾工作，同時還必須搞好黨的情報、保衛和統戰等各項工作。只有這樣，才能“知己知彼”，免遭敵人破壞而做出較大的成績。在這方面，宋子成、衣吉民及其他戰斗在敵人心臟里的同志做了大量的工作，而且是比較成功的。
　　在這段歷史過程中，我在原中共中央山東分局、原膠東區黨委領導下做了一些具體工作，其中，有經驗，也有教訓。今天加以回顧，盡管是片斷的，我也愿意把它再傳下去。如能對不了解青島黨的斗爭歷史的青年黨員，起到點“不要忘記過去”的啟示作用，那我就感到滿意了，也算是我晚年又為黨做了一點微小的工作吧。

　　王臺（1910—1986），男，山東省文登縣（現威海市文登區）北鳳口村人。1934年9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1月任溝于家黨支部書記。1935年春任中共文登一區區委書記，1月任中共文登臨時縣委書記。參加了中共膠東特委領導的“一一·四”暴動并任第一大隊政委。1936年1月任膠東特委巡視員。1937年12月，參加天福山起義。1938年，任膠東特委機關支部書記、文登中心縣委委員、組織部長。1939年，任東海地委委員、組織部長。1940年8月，任膠東區黨委巡視團團長。1941年夏，兼膠東區黨委組織部城工科科長。1943年，任膠東區黨委組織部副部長。1944年到山東分局黨校學習，后任膠東大隊支部書記。抗日戰爭勝利后，任青島市委副書記兼組織部長。9月，兼任青島武工大隊政委。1945年12月，任青島市委代理書記。1946年10月，任膠東區黨委秘書長。1951年8月，任中央財經委員會編譯室副主任。10月，任建工部教育司司長。1961年2月，任科學工業出版社社長、黨委書記。“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審查。1969年7月，任工業出版社“革委會”副主任、黨委書記。1973年4月，任科學出版社黨的領導小組組長。1982年離休。